许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：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？
反复思考，自有所得，但一时又还说不清楚。近日读书，忽觉豁然开朗，眼前闪出六个大字——史识，学识，时识。我想这正是我所要探寻的答案。
史识自然首先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厚广博的历史知识，能够比较准确地对史实的真伪作出判断，这是不言而喻的基础和前提，不然就会妄下断语，口出狂言，甚至张冠李戴，编造事实，“关公战秦琼”，闹出许多所谓“无知者无畏”的笑话；但仅有知识还不能达成史识，有的人浑身吊满书袋，对诸多历史事件，历史人物，故事掌故，了若指掌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然而却仅一传声筒而已，除了转述，别无识见。真的史识，是研究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时一种特具的历史眼光，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判断力；凭借这种能力，研究者穿越外部表象和时空限定，潜入对象生命运作的深层，在一定程度上道破其存在之本质真谛，给人以理性的启示。例如，鲁迅从我国社会史中读出了“吃人”的真相，从国人精神史中读出了“阿Q精神”，从近代革命史中读出了愚昧麻木的“国民性”，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深刻独特的历史、精神和文化的内涵；顾颉刚从中国古文化史中发现层层“累积”秘密，创建了生气勃勃的“古史辨”学派；李泽厚则从文化史中提炼出历史“积淀”说，形成独树一帜的理论特色；章培恒等又从文学的历史流程中找到了“人性”的基因，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揭示出文学生命的内在玄机；等等。可以说，正是研究者独到的史识，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研究。反之，研究主体如果缺少属于自己的史识，其成果一定难以走出他人的窠臼。我们读历史类的著作，常常发现众多版本从理论视角、主体框架到篇章设置，都大同小异，似曾相识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更有甚者，有些著（主编）者，不仅缺乏深邃的史识，而且固执地坚守某种过时的偏见，当着别人不断开辟新径，进一步向丰富复杂的“真实”逼近的时候，却还在那里顽固地按照自己的观念剪裁编织历史。这是很可悲的。
学识也有两个层面。一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与判断：掌握越全面、判断越准确，学识程度就越高；反之亦然。常见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是：有的面对一个问题，对他人研究成果知之甚少，便夸夸其谈，而且居高临下，大话连篇，漏洞百出，不觉脸红；有的尽管对他人成果比较熟悉，但知而不解，无力做出判断，结果令人越弄越糊涂；有的虽有判断，却不准确，误读误评，造成对他人的误导。后两种情况多出现在对外国文论的评介之中。但也有比较好的，如王治河对西方后现代哲学的评析（《扑朔迷离的游戏》等），盛宁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“批判”（《人文困惑与反思》）等。前者纠正了以往对后现代哲学译介中存在的偏颇，介绍并评价了其中的“建设性”内涵，后者则揭示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处的“人文困惑与反思”。虽然二人关注的角度不同，具体见解亦有区别，但各有自己清晰的学理依据，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（当然好书不止这些，本文不多列举）。另一层面是要形成自己的学术创造，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。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，还需要有超乎寻常的大智慧、大毅力，认准目标，锲而不舍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如果说前一层面能够培养一般的学者，后一层面则足可以造就大师。试看中外学术史上那些巨匠人物，或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层楼更上，或多方借鉴综合创新，或别辟蹊径独树一帜，哪一个不是以自己的独特创造，攀登上某一领域学术（学识）顶峰的呢？
时识是就学术与时代的关系而言的。人文学科的学术，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建设服务的，因此它不能不关心人类精神文化的现实处境。而现实是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，人类都是带着沉重的精神危机迈入21世纪的。自然，由于东西方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，二者危机的内涵会有区别，但在危机感这一点上是共同的。人类必须面对这一世界性的危机：要么战胜它，在人性发展的阶梯上再上一个新台阶；要么被它所战胜，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自我毁灭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富有理性传统的人类，当然要选择前一种方向，然而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———因为灵魂的重铸要比打一场有形的世界大战还要艰难得多。当今，艰难而又无可回避的现实，正在向人文科学发出急切的求救呼唤。这是人类的呼唤，也是时代的呼唤。作为人文科学工作者应该具有这样的时代意识；这不仅是一个良知和责任的问题，更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。许多学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其中许明的言论具有代表性。他说，理论发展的契机，最终是要到现实中去寻找的，它的独特的内涵，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，来自民族文化的深处，来自人性的深处，研究者只有融进这个现实之中去，方能真实有效地发现问题，提出问题，回答问题。此言甚是。一个学者如果真能抓往从现实中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课题，并在学理上作出科学系统的探讨与阐释，那他的成果就不仅享有长远的学术声誉，同时也兼具广泛、现实的社会价值。这对于人文学者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最为理想的追求。据我观察，目前我国学界出现的一些学派，尽管具体学理见解各执一说，但在关注现实、回应现实这一点上是共同的，而且对现实的认识都有自己深刻独到之处，确属难能可贵。因此只要不涉国家政体问题，严格遵循理论探讨之规，做到既各树一帜，又相互辩难，相容相兼，持之有时，就很有可能从这里站立起一批新时代的巨人。但愿时代能提供这样的环境，更愿有识有志之士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永不停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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